对战“垃圾围城”
汪剑超最早是微软中国的一名工程师，第一次去美国总部出差时，在员工餐厅吃完饭，他发现，不仅要自己丢垃圾，而且要分类，厨余、餐盒、纸巾这些垃圾是要分开放的。“连丢垃圾这么一件小事都如此细致，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也感受到国内外居住环境差异这么大是有原因的。”
2010年，摄影师王久良拍摄的纪录片《垃圾围城》一经公开，即引发社会极大震动，“原来我们的生存环境已经如此恶劣。”汪剑超感喟。此时，他在微软的工作并不顺意。2005年从中国科学软件研究所毕业后进入微软中国，他曾雄心满满，“一心想改变世界，改变亿万人的生活。”但渐渐地他发现，在大公司里，一个微小的创新点子从生发到实现，路径极长，个人能力有限。
一个机会，他得知成都的一个朋友创立了绿色地球环保科技公司，以解决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为主旨。“城市生活垃圾是每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绕不过去的坎。”汪剑超说，尤其在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垃圾处理能力远落后于垃圾的增速，超过三分之二的城市都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
绿色地球的运作模式令他一振。“用商业的方式，做这样一件公益性质的事，真正去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这是我们一致的理念。”他说：“在我看来，在这个时代，真正能够有效影响社会，而且能够持续性改变社会，应该是以商业这种方式。”
2011年，汪剑超辞去工作来到成都，全身心投入“绿色地球”。
在微软的几年时间里，从程序员到产品经理，让汪剑超积淀了丰富的运营管理经验，“从最初的信息收集，到规划，到产品研发整个过程，时间、资源、人力的管理方方面面都需要技巧。所以微软教会我怎样更规范地去做一件事。”
一改以往在Excel人工录入用户信息的低效方式，汪剑超为“绿色地球”量身定制了一套企业信息系统，使得工作效率倍增。微信出现后，“绿色地球”又开通了公众服务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同时为会员提供积分查询等服务。
这一年，政府试点垃圾分类，成都市锦江区政府主动找到“绿色地球”，投入400万元购买其为期3年的服务。以往，政府对于垃圾分类也做了很多努力，在社区挂横幅、进行宣传教育活动、换垃圾桶等等，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前面居民分了类，后面一辆垃圾车一股脑全拉走，最后也没达到垃圾减量和资源化的目的，政府花了钱还挨了骂。”汪剑超解释，这次购买服务是政府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治理的表现。
垃圾分类回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绿色地球”在其中实际上担任一个中间环节，从“入”和“出”两方面着手，打通小区、垃圾二次分拣、垃圾回收及资源化、商家在内的全部链条。
“垃圾分类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成本控制问题。”四川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何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很多垃圾分类企业都是在政府补贴的前提下运作的，一旦失去这项资金来源，往往会因入不敷出而难以为继，“破解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规模经营降低成本。”
政府资金的注入，让“绿色地球”有能力负担更多的礼品采购、人工成本、场地费用及设备费用，用户规模迅速扩大，至2015年底，已有13.6万户用户群体。
有了长期稳定的用户之后，公司回收的垃圾越来越多。之前由于规模较小，分类出来的垃圾没有市场，形成规模后，“绿色地球”在终端和厂商就能形成比较紧密的合作，实现自负盈亏的良性运转。
“但是如果想继续扩大规模，还是需要政府的帮助和市场力量的投入。”汪剑超坦陈，“如今我们已经证实这是一件值得投入的事情。”
“这么多年了，垃圾处理方式还是很原始”
垃圾分类的目的是帮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汪剑超认为，中国目前城市生活垃圾问题愈积愈重，在于垃圾分类处理“终端”存在着更大的问题。
“很多时候不是居民不愿意分类，而是没有一个良好的回收处理机制。”汪剑超说，在日本，垃圾能够做到分出十几二十类，因为其后端处理能力非常强大，每一类细分都有专门的厂家做出相应的产品，有一个庞大的再生资源产业。
曾经，有国外某著名日用品生产商为了履行企业环保责任，计划未来几年里包装原料有30%甚至更多再生塑料，但是到成都考察后，他们发现很难找到能够达到这一质量要求的供应商。“本来是好好的瓶子，由于处理技术落后杂质分离不出来，只能经过熔炼重新生产出像垃圾袋这样更低级的产品。”汪剑超说。
他很无奈，“我们身处这个行业，就会看到大家在生产技术上的投入其实很少。这么多年了，(垃圾)技术处理的方式还是很原始，这个过程本身就产生了极大的浪费。”
缺乏行业引导和技术规范的结果，导致安全问题凸显，“毒跑道事件”即为一例。舆论多批评厂家黑心，用废弃轮胎做跑道，而在汪剑超看来，国外对轮胎和废气工业原料的再利用技术很成熟，在中国，这个行业则缺乏引导和监管，“这些厂家他没有动力投入更多在技术开发上，提高产品质量。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绿色地球”作为垃圾分类处理的中间环节，在得到更多的再生资源后，再将其出售给处理商。“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影响、引导我们的合作伙伴提升，”汪剑超说，“但是这个是整个行业的问题，需要政府更多去关注。”
他认为，政府需要厘清自己的角色和定位，对企业建立一套严格的奖惩监督机制，“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公益生产力
这些年来，很多时候“绿色地球”是自己跟自己比。
“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因为理念比较新，没有可以参照学习的榜样，所以在很多事情上一直是在尝试、在思考，”汪剑超说，“难免会有一些事情没想清楚就去做了，所以后来发现问题也很多。”
2011年，汪剑超刚刚加入“绿色地球”时，团队只有几个人，日子过得艰难，工资开得很低，“都是靠热情和一些理想化的东西来支撑。”
时间久了开始出现问题。汪剑超说：“工资那么低，还那么累，就很难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做更专业的事情，也难以吸引到专业的人才。”
转变思维，他意识到，虽然是做环保，但作为一个公司还是要回归商业运行的本质，一定要付出好的价钱，才能找到相应的人才。去年6月始，汪剑超带领团队下狠心做了很大调整，有三分之二的人离开，与公司理念一致的人留下来继续做事，“有些人已经同我们一起工作了两三年，跟他们说，没有办法再一起工作，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今年，“绿色地球”在对外合作上拓出一条新路，同优步联手开展“纸造森林·全球大回收”计划，携手京东对快递纸箱再利用，均获得了极高的参与度。
在一次演讲中，汪剑超说，“公益需要一腔热忱，同时也需要企业家精神，当我们把商业思维引入公益领域，我们获得了持续力、复制力和更强的影响力。”
一些媒体在报道中称呼汪剑超为“垃圾小王子”、“超级破烂王”，对于这些称谓，他很开心，“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收破烂’还可以这样做。”
2013年起，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均开始采用与“绿色地球”类似的方式做垃圾分类，汪剑超乐见这一局面，“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的改变，不是少数人做了很多事，而是多数人都做了一点点。”
目前，“绿色地球”已覆盖成都464个社区15万个家庭，不到成都人口的百分之十。汪剑超的计划是，到2025年，“绿色地球”能影响到1000万个家庭。
来源：《中国慈善家》7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