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理念，作为绿色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绿色金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进入2016年，绿色金融发展更加迅速。回顾2016年经济金融大事件，“绿色金融”是不得不说的重要一笔。就相关问题，中国《金融时报》记者牛娟娟在2016年12月专访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请他详细梳理2016年绿色金融发展历程。《金融时报》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是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授权公布金融统计资料的惟一媒体，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指定的重要信息披露媒体。
记者：很多国内外专家说，2016年是绿色金融的元年，您对这个观点怎么评价？
马骏：绿色金融是供给侧改革非常重要的方面。当前，全球面临非常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碳排量很大，应对气候挑战的任务十分艰巨。有专家指出，这其实是一个污染性产品太多、而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却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必须从供给端加大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绿色领域的投资，从而提高未来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产出。绿色金融作为动员和激励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绿色产业的金融模式，应该得到大力发展。
有观点说“2016年是绿色金融的元年”，我很认同这个看法，这个观点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全球。从我国情况来看，绿色金融方面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8月31日，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共同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有许多可操作的措施，国际上都认为这是全球第一个最为系统的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框架。在政策层面上，《指导意见》提出了用再贷款、贴息、担保和设立政府参与的绿色发展基金等手段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以起到激励社会资本的作用。国际上对我们的《指导意见》十分关注，在我们出台政策之后，印尼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开始研究类似的支持绿色金融的框架性政策。
除了政策层面的创新之外，2016年我国在绿色金融产品、工具、方法等领域中，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如绿色债券，2015年我国还没有绿色债券市场，2016年年初我们才开始启动这一市场。但是在今年的前11个月，我国在境内和境外发行的绿色债券已经达到了2200亿元人民币（境内发行2000亿元人民币，境外发行相当于200亿元人民币左右），占到全球同期绿色债券发行量的42%，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此外，我国的机构还推出了绿色资产支持证券（ABS）和绿色资产担保证券（covered green bond），今年各个地方设立了不少绿色产业基金，利用支持绿色股权融资，我国3家评级公司推出了绿色债券的评级方法（全球只有5家），我国出现了多家有能力提供绿色债券第三方认证的机构，中债登和中节能推出了3只绿色债指数，绿金委推出了公益性绿色项目的环境效益评估方法，工商银行率先在全球推出了银行业的环境压力测试方法, 最近北京环交所和上海清算所一起推出了中国第一个碳掉期产品。今年以来，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看到各种绿色金融产品发行和创新的新闻，令人十分鼓舞。我们推出的绿色环境压力测试方法、环境效益评估工具、绿色债券指数、气候债券指数等在全球都是领先的。
我们去年成立了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尽管成立的时间只有一年半，绿金委在国内外组织了几十场推广和研讨活动，支持了30多个研究课题，包括一些绿色金融产品和分析工具的开发。目前绿金委会员单位的个数比去年增长了一倍，现在的160家会员单位包括所有的大中型银行和很多大型券商、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绿色企业等，这些机构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占了全中国金融资产的67%。如此大比例的金融机构参与到绿金委的活动，表明中国金融体系的“大头”已经开始真正关注绿色金融和责任投资。农行、开行、工行、中行等一些大的金融机构都已经建立了在集团内部全面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规划。未来，我们要加大在中小金融机构中推广绿色金融的力度，尤其是要花大力气培育绿色机构投资者。
从国际上来看，2016年绿色金融领域的最大亮点是G20正式讨论了绿色金融，并在G20峰会公报中明确提出了要扩大全球的绿色投融资，要从七个方面克服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两年前，绿色金融在全球还是一个被边缘化的题目，主要国家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部长几乎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更不用说国家领导人了。一些国家对绿色金融的理念存有疑虑。今年，在中国的倡议以及中国和英国共同主持的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的推动下，绿色金融成为了主流议题，而且通过G20峰会公报成为全球共识。这个“政策信号”的作用非常大。今年10月我在美国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年会的4天之内，就有8个由金融界主办的关于绿色金融的研讨会；今年11月份我在摩洛哥参加气候大会期间参加了4场关于绿色金融的讨论会。现在业界对绿色金融的关注程度之高，在几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中国和G20的推动之外，今年以来全球其他一些机构和国家也在努力推动绿色金融的主流化。比如，FSB（金融稳定委员会）设立了一个与气候相关的信息披露工作组，今年年底要向G20提交关于强化环境信息披露的资源准则。法国最近发布了能源转型法，其中第173条专门提到，要求法国的机构投资者披露在投资过程当中如何考虑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的因素。英国伦敦专门成立绿色金融工作组来推动绿色金融的创新和国际交流。IFC旗下的sustainable banking network (可持续银行网络)和联合国责任投资倡议（PRI），在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的支持下，正在迅速扩大其能力建设的网络。印度、日本、印度等国正在准备推出自己的绿色债券市场。香港联交所启动了半强制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从这几个例子来看，全球正在形成一个强劲的共同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势头。
记者：虽然绿色金融在2016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未来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其发展历程还将遇到很多挑战。就此，您怎么看？
马骏：的确如此。虽然2016年绿色金融取得的快速发展，但目前全球绿色金融的规模仍远远不能满足绿色投资的巨大需求。根据OECD专家的预测，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未来会有几十倍的成长空间。我预计在近几年乃至十几年内绿色金融在全球仍将保持高速增长。要保持好的发展势头，关键在于准确识别和有效克服绿色金融面临的挑战。
关于绿色金融面临的挑战，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环境外部性的问题。所谓外部性，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一个清洁能源的项目，它的受益者可能是居住在这个项目周边300公里之内的居民。因为这个绿色能源项目，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就会降下来，空气质量会有所改善，因此受益者非常多。但是项目很难向所有受益者收钱，因此就可能导致项目的收益不够，项目收益率达不到私人部门所要求的水平，社会资本就不愿意进入。这就是“外部性”难以被内生化的典型问题。在绿色金融领域，要应对这个挑战，就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加以提升这类绿色项目的回报率。比如，在《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再贷款、贴息、担保等都是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从而提高收益率的措施。
绿色金融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期限错配问题。因为很多绿色项目都是中长期项目，比如新能源、地铁、轻轨项目等，都能达到节能减排的项目，但是项目还款期很长。而在许多国家，仍主要依赖银行融资，而银行由于平均负债期限很短，难以提供大量的中长期绿色信贷。为了解决期限错配问题对绿色融资的制约，必须要想办法为绿色项目直接提供一些中长期融资渠道和工具，包括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yieldco和以未来绿色收益为抵押或支持的其他融资工具。
绿色金融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这里面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如何识别哪些是绿色企业，哪些是绿色项目。如果企业不披露环境信息，不告诉市场它的二氧化碳和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市场就不知道它是绿色还是棕色的，就无法向这些项目提供资源。解决的方法就是强化环境信息披露。有的国家或市场实施强制性的披露要求，有的搞半强制，有的搞自愿性披露等。中国已经在《指导意见》中明确表示，要对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建立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不对称的另外一层含义是指有些绿色项目，中长期商业可持续性是不错的，但是银行和其他投资者不完全了解这些项目所采用的技术和面对的市场，因此过度担心这些项目面临的风险，不愿意提供贷款或进行投资。这种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国际上也非常普遍，也是中小企业和科技企业融资难的原因之一。但是国内外已经找到了一些方法来克服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是通过专业化绿色担保来降低绿色项目的风险溢价。美国的能源部就搞了一个专门针对新能源的绿色担保计划，效果非常好，不良率控制在2%左右，政府用了非常少的钱就支持了300亿美元的新能源贷款，有效地推动了美国新能源行业的发展。IFC在中国也做了类似的项目，他们用少量的资金担保了170个节能减排的项目，大大降低了融资成本，同时把不良率控制在1％之内。
这次七部委出台的《指导意见》有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内容，这些政策的落地会给金融机构和绿色企业带来许多机遇。比如说要设立各类绿色发展基金，我们要搞国家级的绿色发展基金，鼓励地方政府发起绿色基金，同时支持民间和外资发起各类绿色基金。绿色项目因此会有更多的资金来源，尤其是股权类的资金来源。再比如，要通过再贷款、担保、贴息等方式来降低绿色融资的成本，提高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的回报率。此外，我们要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实施强制性的保险制度，这对绿色保险业务是一个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