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一半。若缺少适当的政策，这一比重势必将继续上升。亚洲的未来走向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亚洲地区存在一些特有的薄弱点，包括易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沿海人口数量庞大，易发洪涝的河流流域面积广阔，农业和旅游业等气候敏感型行业从业者众多等。
据不完全统计，如果不能有效遏制气候变化，亚洲地区到本世纪末恐将损失掉近1/4的经济产出。其中，应对能力最为薄弱的低收入地区将首当其冲，损失最重。
亚洲地区越来越成为气候危机的导火索。过去，亚洲地区并不是高排放地区，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温室气体排放增速一直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1990年至2019年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比重翻番，从22%增加到44%。在维持现行政策不变的情景下，预计本世纪中叶前这一比重将居高不下。按照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到2040年，仅亚洲一地就将耗尽全球控制温升1.5摄氏度的剩余“碳预算”。
碳排放强度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019年，本地区碳排放强度值高出世界其他地区41%，更是北美和欧盟的两倍以上。结合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的高速增长来看，该指标值可能意味着碳排放量将出现激增。
能源部门占到本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四分之三，其中又以发电供热行业成为碳排放最大也是增长最快的源头（40%左右），其次是制造业（18%），农业、土地利用和林业（13%）。
目前，无论是就业还是生产，本地区都严重依赖制造、交通运输和能源等碳密集型活动。2015—2021年，上述部门贡献了43%的GDP，提供了42%的工作岗位。其对本地区GDP的贡献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比如美国（18%）、欧洲（23%）、拉丁美洲（24%）和撒哈拉以南非洲（24%）。
亚洲应在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对话中占有核心地位。亚洲的增长轨迹将对全球气候目标的达成产生重要影响。据估计，本地区有9.4亿人用电受限甚至有时无电可用。随着本地区家庭日渐宽裕，能源需求也将水涨船高。亚洲中产阶层消费支出的预期增幅高出世界其他地区很多。考虑到消费水平的大幅增长，碳足迹将随之不断扩大。
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亚洲必须走低碳增长之路，重点是向更清洁能源转型，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土地利用变化和农业碳排放。
许多政策都有利于推动上述转型，其中价格改革的作用至关重要。关键措施包括：
给碳排放设定价格（即“碳价”）：唯有碳定价才能确保减排成本最小化。截至目前，本地区21%的碳排放都有相应的定价，而欧洲为34%。在建立起碳定价机制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相关政策多仅适用于部分行业，主要是发电厂，并不包括交通运输和制造业等排放活动。此外，本地区的碳价水平也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鉴于此，需打破市场壁垒，减少价格刚性，完善价格传导机制。
取消对气候有害的补贴：实际上，本地区还有不少以鼓励化石燃料消费补贴形式存在的负碳价。去年，本地区化石燃料补贴多达1,160亿美元，远高于可再生能源补贴。农业和土地利用补贴额甚至更高，这相当于变相鼓励碳密集型活动。即便未核算收益，这些补贴加起来的成本也高出快速低碳转型的成本。
促进国际排放贸易：在收入较低排放也较低的国家，能源需求仍在持续增长，但它们往往也面临着以最低成本减缓排放增长的契机。减排成本高的较富裕国家若能通过碳抵消市场向较低收入国家投融资，满足后者谋求低碳发展的资金需求，则有望实现双赢，而这或可抵消大部分脱碳成本。
亚洲应在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对话中占有核心地位。有迹象标明，本地区碳排放大国对其“净零”承诺有所行动。要以可控成本兑现那些承诺，需要加快落地行之有效的政策。相关行动每推后一天，实现国际气候目标的成本就会上升，收益就会下降。
本文系亚洲开发银行（亚行）韩国仁川第56届年会（主题为“重振之中的亚洲：复苏、重新连通和改革”）相关产出，基于亚行出版物《亚洲发展展望》专题报告《全球净零排放转型中的亚洲》所作的研究写就。
